“我国现行标准在过去十余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标准也需要升级。”
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10月24日于北京举办的2025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如是说。多位权威专家指出，现行标准已实施逾十年，为引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获取更大健康效益，加严标准限值并建立分阶段达标路径势在必行。
察时局注意到，我国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于2012年修订发布、2016年全面实施，后又在2022年启动了标准修订相关工作。国务院于2023年11月发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修订研究工作”，科学有序推进标准修订箭在弦上。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需升级，建议尽快加严标准限值
回顾大气污染防治进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既是衡量空气污染程度和健康风险的标尺，也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措施的重要依据。
我国继2012年修订发布、2016年全面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后，于2023年11月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提出“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修订研究工作”。
据悉，目前，生态环境部已在推进相关工作，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展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系统研究，可为下一阶段的标准修订工作提供科学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研究系列报告》揭示了不同新标准限值情景下的达标路径、减污降碳协同效益与经济影响，提供了国际上最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案例。
谈及新标准的加严，贺克斌表示，“我国现行标准在过去十余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标准也需要升级。”
基于当前空气质量与减排措施，其团队也开展了一些情景研究，将25μg/m³作为新的空气质量标准限值作为一个参考目标。他表示，这可以实现更大的健康效益与持续改善的引领作用，同时建立“分阶段、分区域”的达标路径，形成“先进地区先行、重点区域攻坚、全国梯次推进”的总体格局。
“围绕目标，2030年前应充分发掘各部门结构调整和能效提升减排潜力，与末端治理协同发力；2030-2035年，进一步加大电力、工业与交通等部门的结构性调整和能效提升力度，充分挖掘结构性措施的减排潜力。”贺克斌说。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看来，尽早发布并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具有更显著的净效益。她认为，由于各部门污染减排支出的增加及生产性投入的挤出，更严格的标准短期内难免会对经济产生一定压力。
但标准加严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转型，而且实施的经济成本增幅显著低于健康效益，最终必将助力实现空气质量改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对此，张世秋建议分区域、分阶段推进标准升级并构建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产业与能源结构协同转型，强化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建立完善差异化成本分担与效益共享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立足长期效益导向，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效益。
建立健康导向的精准防控体系是未来必然方向
标准是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核心基础，保护公众健康则是重要驱动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再次印证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政策对“健康”一如既往的重视。而从健康风险与效益角度开展相关研究，还可为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政策制定及实践行动提供重要科学支撑，更好提升大气环境质量管理水平。
基于此，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支持北京大学空气-气候-健康（AiR-Climate-Health, ARCH）研究团队展开的“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应评估”系列研究，持续追踪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行动的健康效益，通过定量评估为不同阶段的行动计划进展与成效分析提供研究证据。现场发布的第三期成果《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应评估2025：关注空气污染的急性健康风险》，基于2013–2024年全国网格化空气污染与人口数据，系统量化了暴露相关的健康风险变化，揭示了当前中国空气污染健康风险的结构性转变。这是该系列研究首次将评估视角从长期慢性健康风险，拓展至由短期高浓度暴露引发的急性健康风险，并提供结构对比分析，以期为空气污染精准防控和健康风险精细化管理提供关键科学视角。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代表研究团队，解读了本期研究的最新发现与核心结论。
他表示，我国持续深入的清洁空气行动带动PM2.5污染治理成效显著，从根本上减轻了人群面临的普遍性慢性健康威胁。在浓度整体下降的背景下，PM2.5暴露健康风险却也呈现出新特征：健康影响更多地与少数极端污染事件挂钩。这意味着PM2.5健康风险结构转变，慢性负担持续下降，短期急性风险日趋集中。
与此同时，朱彤表示，臭氧健康风险近期虽有所缓解，但短期高浓度暴露增幅明显、呈现结构性压力，且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和城市型特征，其健康负担高度集中在夏季，对公共健康构成的结构性威胁日益凸显。
研究还显示，空气污染的健康改善效益在全国范围内并非均等分布，健康风险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与人群差异。这些差异要求，未来的治理策略需基于信息化手段实现对脆弱人群的精准防护，从而最大化健康收益的边际效应。
朱彤提出，当前空气污染健康风险的结构性转变，要求环境治理政策从以“浓度达标”为核心转向以“健康效益最大化”为核心，这是实现空气质量改善健康效益最大化的关键路径，需进一步强化精准防控、高浓度天数预警及差异化干预措施。据此，建立季节性预警机制、推动健康效益导向的评估体系、强化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将成为下一阶段空气污染健康风险管理的重点。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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